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庚戌之变:掀开明朝庞大军事力量的遮羞布

  1550年,大明王朝迎来了该世纪内最大的危机。一大波蒙古骑兵在部分带路党的帮助下,从草原南部径直杀到了京师城下。虽然他们看似力量有限,却逼的城里的朝廷山蹿下跳。最后以及不光彩的主动求和了事。

  在这场被称为庚戌之变的事件中,看似强大的明军可谓丑态百出。一次原本可能并不严重的边患,被他们的无能给活活上升到了最高危机的地步。

  16世纪中前期的明朝,处于嘉靖皇帝的统治之下。按照儒家传统叙事观来看,这人无论如何都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有为之君。包括整顿朝纲、减轻赋役和重振国政等等。尽管经常会与大臣闹得并不愉快,但毕竟混了个嘉靖中兴的美名,称得上瑕不掩瑜。

  只是生活在当时的大部分人,恐怕不会觉得日子过的有多么舒坦。因为嘉靖一生所有的作为,都是为了敛财与弄权。从继位后搞大礼议,为自己的高贵出生涂脂抹粉。再到不断加强对宦官和朝臣的打压,鼓励同僚间相互揭发。无一不是典型的集权手腕。

  这层控制从朝廷蔓延至地方,就有了对地方军政官僚系统的整肃。很多地方上赖以刺激经济活力的措施,也被嘉靖授意禁止。为了断绝地方上同外商的紧密联系,嘉靖一朝还先后打击了沿海的私人船队、定期驱逐那些游走在红线两头的葡萄牙商贩与日本浪人。最后再用整肃的手段,关闭了山西北部的陆上贸易渠道。

  当全国大部分官吏都彻底拜倒在嘉靖脚下,经济问题又集中爆发出来。大量的沿海居民为生计而成为了倭寇,许多生活在北方边界的居民则成为了蒙古人麾下的白莲教徒。失去原本重要收入来源的地方官府,不得不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对国内农民和工商业者的压榨。虽然轻徭薄赋的口号经常传遍全国,但赋税的压力只会增加而没有丝毫放松迹象。

  能够顺利猜出嘉靖心思的权臣严嵩,却还可以在皇权庇护下继续贪墨致富。纵然地方上始终留了一个大声疾呼的海瑞,也对这种局面是于事无补。因为皇帝的核心利益是权力与控制力,至于官场风气本身则不是什么根本。

  以至于在嘉靖统治的时代,甚至出现了末日将至的言论。有民间流士不断向人们疾呼,大洪水马上就要来了!

  嘉靖的一系列集权措施,不仅伤害了本国经济发展,也影响了那些同明朝有着密切经济联系的国家或势力。其中就以蒙古高原南部的土默特人最为吃亏。

  作为祖制与传统观念的卫道士,嘉靖要求所有外人都必须遵守已经崩坏的朝贡体系,才能获得与明朝贸易的机会。西域和中亚的商人,就因为这种软性贸易战而不断压缩自己的生意规模。靠转手贸易吃饭的琉球人开始中道败落。西洋来的葡萄牙人被迫将供应链转移到了日本。位居东洋的日本则在收纳倭寇的同时,加强了与南洋地区的经济联系。

  但阿勒坦汗治下的土默特蒙古,却无法回避自己的损失。这个新兴的草原强权,一方面需要保护境内的牧民不受明朝边军的侵害,另一方面也要加强防御西部瓦剌蒙古人的实力。虽然占据着古代世界非常重要的河套与鄂尔多斯山脉,还是无法解决两面受敌的战略困境。因为草原的西部已经被瓦剌控制,而河套地区也被明军的嘉峪关与哈密卫阻挡,没有任何可以寻觅的捷径。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获准加入明朝的朝贡体系,进口到内地生产的货物。

  由于阿勒坦汗一系具有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血统,在政治上与明朝存在争夺蒙元帝国继承人的竞争关系。所以明朝朝廷对他们一贯采取抵制与打压策略。只要对方不放弃元朝正统的称呼,就无法祈求到边境贸易的机会。这就是阿勒坦汗长期圈养白莲教流亡人士的重要原因,也是白莲教在明朝边境为所欲为的重要助力。双方在明朝的高压政策下,不断认识到紧密合作的必要性,庚戌之变的闹剧也就不可避免。

  早在1545年,山西当地的宗室朱充灼叛乱。阿勒坦汗提前收到了邀请,派兵增援这一小队起兵的明军。他们在白莲教带路党的帮助下,顺利的杀入明朝边境。

  到了1550年,更多白莲教徒越境加入蒙古一边,并不断劝说蒙古人南下驱逐明朝势力。在当时,已经有约10000人的教徒,陆续逃到北方生活。还有40000不是教众的普通百姓,也因为受不了贸易封锁与官府盘剥,一起奔走蒙古讨生活。他们不仅开垦了今天呼和浩特一带的丰州,为蒙古人提供了坚实的农业产出。也成了蒙古人在战时可以迅速招募到的步兵兵源。尤其是在明朝境内就形成组织与走私团队的白莲教徒,本身就需要保持一定的武力去反抗官军追捕。在关外重组之后,直接升格为具有更强战斗力的民团队伍。他们当中的工匠,也能够为土默特蒙古人提供过去非常缺乏的攻城器械。

  相比之下,明朝的军事力量则是典型的外强中干。如果仅仅从记录在案的兵源数量去看,明朝无疑拥有当时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军队。但表面数字的强大,并不意味着可靠的战斗力。因为大部分卫所军户都是不折不扣的国家军籍奴隶,平日中大部分工作在于为朝廷和长官种地。他们不仅没有军饷收入,还必须将自己的大部分产出都上缴府库。指望他们能在战争中有所发挥,无异于痴人说梦。

  少量仍旧具备战斗力的精锐,实际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他们虽然可以获得部分给养,却还是要为生计而想其他办法。平日里最大的工作并不是训练军事技能或执行巡逻任务,而是监督普通军户们劳作。如果能接到官员或大地主的劳务合同,还要驱使军户们去为大户人家或作坊劳动,自己赚取中介费或承包收入。

  真正具有实际上战斗力的部队,是将领的私人扈从。按照明朝人比较低调的说法,一律称之为家丁。但他们是数量与装备本身,全部仰仗将领的个人财力。若将领的油水不足,那么也不可能有成规模的家丁部队。何况家丁本身就是将领在军中立足的资本,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拿出来消耗死拼的。

  因而在面对蒙古人与白莲教民团的联合进攻时,明朝边境部队的糟糕表现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  1550年的6月,平日里还能经常越境偷摸人头的明朝军爷们,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号称有10万之众的对手来袭。作为山西北部重镇的大同,首先被敌军包围。出城迎战的明军被打的一败涂地,总兵官和副总兵全部战死。靠抱严嵩儿子严世蕃大腿而上位的总兵仇鸾,主动掏腰包向阿勒坦汗祈求和平。进攻者便在大同一带休整了两个多月。期间不仅继续劫掠四周,还同内地的走私犯们做起了买卖。

  8月14日,完成休整的蒙古军队继续向东,从古北口杀向北京。明朝苦心经营的边境防御,被瞬间撕破。花很大力气建造的长城,被获得白莲教帮助的蒙古骑兵翻阅。往日视为精英部队的边防军,在遭遇战中一败再败。若非土默特人因为实力不足而军队装备不佳,明军的损失可能会更加巨大。

  京师的明朝朝廷,起先还准备同阿勒坦汗在城下决战一番。再现百年前北京保卫战的光辉胜利。但在清点和组织城防部队的时候,他们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多少抵抗能力。

  理论上,明朝当时在北京有超过10万的各类军事力量。包括被视为有较强战斗力的京营、附近卫所的民兵和具有军事职责的锦衣卫。其中京营无疑是他们之间的中流砥柱。然而当城市大敌当前,往日掩盖在腐败与官僚主义烟幕下的现实,开始暴露无遗。

  守将们发现全城的部队仅有40000-50000人之间,其中仅有少部分人还具有作战能力。余下的众多京营军士,平日里主要担任官宦们的帮工和差役。更有一半以上的士兵,是靠关系留用的老弱病残。他们平日里享受着朝廷的津贴,却和一半的平民没有什么区别。或许在仪仗队和阅兵式中还能凑出像样的规模,却不可能有实力踏上战场。即便是相对轻松的守城,也难以胜任。军械库中的武器也缺乏保养,盔甲数量严重不足。

  于是嘉靖开始从地方上征集勤王军助战。总共有七个分布在长城一线的前沿军阵,收到了皇帝的调令。他们凑出总计50000人的部队,从大同、保定、沧州和辽东等地,星夜赶回。但他们无一例外的在北京外围停滞不前。既没有胆子直接向阿勒坦汗的部队进攻,也因为朝廷连年欠饷而要求补发工资。已经给蒙古人缴纳贡金的仇鸾,依然被嘉靖皇帝任命为全军总指挥。但他维持军纪的手段,也只能是放纵士兵肆意劫掠。结果是明朝边军对北京周围的破坏,比杀气腾腾的蒙古人还厉害。

  作为朝中重臣的严嵩,此时却要求城里的守军坚决不出。他认为蒙古人只是南下抢劫的马贼。一旦东西拿到手软,就会主动撤回老家庆祝。所以既然是战胜希望不大,倒不如要求北京周围的百姓和朝廷一起共克难关。

  于是在21日,蒙古军队已经开始大范围展开,对北京城形成包围之势。部分军队已经从防御薄弱处进行了试探性进攻。阿勒坦汗还将沿途抓获的一名监军太监放回,传达了自己开出的和平条件:缴纳岁币+开放贸易!

  面对蒙古人开出的苛刻条件,明朝上下都觉得非常屈辱。但面对逐步围城的北方大兵,不谈判又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
  最气定神闲的还是严嵩。他继续要求朝廷不予理会,以拖待变。换成现代术语就是“以时间换空间,以空间换时间”。然而敌军已经近在咫尺,空间与时间都不站在明朝一边。嘉靖皇帝再无具体的军事能力,也知道这样的做法不是上策。否则一旦再次擦枪走火,防御空虚的北京根本不可能守住。

  礼部尚书徐阶则主张立即谈判。他可能通过情报知道蒙古军队的实力已经大大增强。由于白莲教徒的加入,对方其实已经具备了可以一战的攻城能力。而城内的守军形同虚设,连看护全部的城墙都难以做到。蒙古人即便不强攻北京,也可以阻断城内外的联系与大部分供应。这让人口众多的京师,会在最快时间内遭遇粮食危机。最后还是不攻自破。

  最着急的当然还是嘉靖自己。万一北京城破,自己就是明英宗第二。而且整个朝廷的文武官员都会成为俘虏,要再出一个挽回大局的于谦都难。所以皇帝在朝堂上袒露心声:苟利江山社稷要紧,钱财珠宝都不是我的最爱!

  随后的谈判中,明朝为了挽回自己的最后颜面,要求蒙古人先撤军表示诚意。但后者在做了象征性的让步后,坚决要求在北京城下完成协商。于是朝廷就只能在一万个不爽中,和阿勒坦汗签订了城下之盟。虽然明朝方面的史料三缄其口,但再多的美化也掩饰不了他们的屈辱。阿勒坦汗的条件基本上被嘉靖的朝廷所全部接收。

  8月23日,带着赔款和大量战利品的蒙古人开始撤回北方。仇鸾终于打算在后面偷袭下掉队者,以便给自己在朝廷上邀功。但当阿勒坦汗决定换一条路走时,蒙古全军又调头回来。发现情况不对明军,在巨大的恐惧下一哄而散。很多人在死于蒙古先锋骑兵的攻击和同伴的自相践踏。仇鸾险些被蒙古人抓捕,好不容易才从乱军中跳脱。

  到了1550年的9月,蒙古大军从来时经过的古北口离开,大摇大摆的返回了漠南蒙古的老家。若非阿勒坦汗的目的在于逼迫明朝开放边境贸易,那么嘉靖的结局就必然是第二个北狩草原的明朝皇帝。他在实际上已经打破了明朝立国以来,不签城下之盟和不同意给外番缴纳岁币的金身。只是有部分协议内容,在事后经他授意,一点点的赖掉。

  第二年,愤愤不平的嘉靖还表示要发兵北伐,找回场子。先是指示朝臣准备部队的粮饷,接着对逃过一劫的仇鸾又寄予厚望。最后甚至要恢复朱棣时代的京军三大营编制。但最终得以落实的事情,仅仅是在边境上加固了防御力量。

  由于朝廷在事后抵赖了大部分协议内容,阿勒坦汗在此后的20年里,不断南下袭击明朝边界。明军却对此也是毫无办法。更多的边境人口在条件成熟时,选择离开大明而进入蒙古境内生活。这样的乱局一直到嘉靖死后,才在同意开放贸易的隆庆时代,得以解决。(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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